每年6月底，没彻底从高考中缓过来的考生与家长，还有第二场硬仗要打，这就是志愿填报。焦虑的家长们想为孩子赌一个更具确定性的未来，在各种“热门专业”之间纠结，但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看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哈福配资，过早地、自以为是地押注某种“确定性”，反而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林小英上一次“出圈”，源自在一档对谈节目中“大胆”批判教育“内卷”与“无效的过度竞争”，随之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她“自己上了车子，就叫下边的不要再挤”，但林小英认为，她所讲的内容只是在“回归教育常识”。她意识到，这些声音反映出一种当前社会最真实的情绪切片：与教育有关的焦虑与“内卷”已到了白热化程度。
近日，围绕大学专业怎么选、如何平衡兴趣与就业、大学生的内耗与倦怠等话题，林小英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她说：“你怎么能相信现在好就业的专业，几年之后仍然很‘热’呢？去拥抱自我的不确定性，此时，整个世界都会向你敞开。”
6月9日，河南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众多家长在高考考场外等待。图/中新
冷门？热门？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是大学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很多家长非常焦虑，希望“不要浪费一分”。大学专业究竟该如何选择？
林小英：我特别理解一些家长的心态。这几年，很多家长向我咨询如何填志愿，有些家长甚至从5月底就开始焦虑，这种情绪弥漫在整个家庭里，让刚高考完的孩子“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家长在做选择时，主要看哪些专业保研与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下，很多家长都希望“变中求稳”，寻找确定性。某种意义上，这是在寻找捷径，但过早自以为是地为孩子确定未来的职业，实际上是“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如果这条路出现变数，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我建议，选择大学专业时，家长们要给孩子留出更多试错空间。保持自我的不确定性，反而是一种风险分担。没有人能保证每次都选对，教育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过程。志愿填报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敞开心扉去匹配各种可能性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实中，很少有人敢让孩子去“试错”。向你咨询的家长能听得进去你的建议吗，还是更愿意听张雪峰的话选择“热门专业”，如人工智能、计算机、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
林小英：这几天，我正好和几位家长聊了聊，部分家长已开始有了长远思维，但前些年，不少家长听不进去我的建议。有人甚至把我的话和张雪峰的去做对比，认为我是“何不食肉糜”。我发现有些家长有明显的极端化思维，给小孩选专业时只考虑就业这个单一因素，没有兼顾孩子的志趣、性格等其他维度。我见过一些孩子被逼着选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最后学不下去想退学，甚至和父母反目成仇。
大学不是“职前培训班”。大学教育的本质，既有职业教育的内容，又有超越职业的使命；既要有针对性，也要有适应性，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大学只强调针对性的专业化培养，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因为没有人能真的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
所谓“热门”“冷门”专业，很多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度建构，家长却把它当作客观事实。这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氛围和趋势性选择，本质上，是在“制造焦虑”。为何今天这么多家长愿意花费上万元去找市场上良莠不齐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咨询？因为这是一门关于焦虑的生意。
新闻专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23年，有人说“把孩子打晕都别让他报新闻”，于是真的有很多人不去报新闻专业，造成很多高校的新闻专业投档位次暴跌。这些录取分数更低的学生如果不认真学习，毕业后的出路可能也会不理想，于是进一步助长了社会对新闻专业的负面印象。这就是社会“自我实现预言”。
《中国新闻周刊》：选择专业时，怎样能在兴趣与就业之间找到平衡？
林小英：兴趣寻找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很多学生在高考前都没有机会去寻找自己的兴趣。当然，何为兴趣，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有人把兴趣定义为天赋，但我认为，个体在某件事上付出很多努力后，得到了正反馈，并且还发自内心地愿意持续做这件事，这就是兴趣。真正的兴趣，不是轻飘飘就可以获得的。
当然，我也清楚，现在人们的选择越来越难以兼顾兴趣与就业。从外部环境看，当前的社会压力下，我们仿佛走在一个下行的自动扶梯上，不加速努力，就会坠落。
但从微观个体的角度，面对这样的形势，并不意味着选择工作就要彻底放弃兴趣。可以尝试着先不要把兴趣放到那么高远、理想的位置，而是“轻盈一点”，把它当作一个“小确幸”，就像吃零食一样，虽然不能增强体质，但可以让我们愉快。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留有一点天地来维持自己的“小确幸”，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社会压力，是很多家长在专业选择时出现功利主义取向的重要动因。如何看待这一现状？
林小英：学历贬值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在发生。1999年我大学毕业时就不包分配了，“天之骄子”的说法在我上大学时已经没有了。只不过大家身处各自所在的时代，没有听到远方的及过去的声音。
2014年，我指导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内卷的一代》。近十年来，我亲眼看着研究生们为了让简历更好看，巧妙地组合课程，实习时间越来越早，论文写作时间被不断挤占与压缩，在学校与市场的推拉中挣扎。在就业压力及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读研就是为了找份好工作”，是当代大学生顺应时代做出的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文科之死”“文科无用论”盛行哈福配资，你如何看待？
林小英：面对不确定性，文科是大海上的“锚”，能让我们的生命价值深深插入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里。
文科地位下降，除了考虑就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新高考改革中文理科专业选择的不公平现象。不少大学仿佛默认了文科专业的门槛比理科要低，在高中选“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可以选90％以上的理工专业，同时可自由报考“不限选科”的文科专业，而选历史的学生只能报考有限的文科专业，这倒逼大量高中生选理不选文，文科在一些高中也逐渐被边缘化。
因此，大学对选科的规定加速了文科的衰落。现在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大学都缩减了文科招生。所以，需要反思：新高考改革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文理分科，给学生更多自主选科的权利，但最后却变成了功利化导向。我认为，在高中阶段接受文理通识教育，是进入大学前最合理的一种知识结构储备。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刚经历完高考、即将开启大学生活的“准大学生”，你有什么话想说？如何理性看待高考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和意义？
林小英：高考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阶段的开始。我不认同“高考是一座独木桥”，但高考的确是一座桥，桥的这一头是未成年阶段，另一头是成年阶段。只有看清两头的本质，才能知道自己在过桥时和过桥后应持有怎样的心态。
高考结束后，多数学生在年龄上就迈过了18岁这道坎，这意味着在生理上已经成年。接下来，不会再有人像高中老师一样强制规定你要学什么、做什么。可以说，18岁之前全是必修课，18岁之后全是选修课。未来人生的每一个决定，都需要自主选择。
有些孩子总把自己18岁之前的“确定性”看得很重，会过早地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比如“我是个I人”“我社恐”等。不要这样。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我们应该想的是怎样一点点去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流行词拼命往自己身上贴，贴完之后就浑身无力，让自己变得更加狭隘。唯一能打通桥两头的，就是自我的不确定性，去拥抱这种不确定性。
3月22日，安徽淮南市一所大学内的2025届毕业生春季就业双选会。图/中新
“追求分数最大化的策略游戏”
《中国新闻周刊》：进入大学后，学生从执行者变为决策者，最常见的“决策”是去追求更高的分数和绩点。近年来，一些大学生之间的竞争愈发白热化，“选课学”“绩点学”应运而生。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林小英：我和学生一起做过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有两类大学生。一类是“兴趣型”，基于个人的知识兴趣选课；另一类是“策略型”，会反复琢磨大学的学业评价逻辑，以获取更高绩点。
现在，大学里的“策略型”学习者越来越多，这类学生活得谨小慎微，不允许自己有一门课绩点“踏空”。过度的自我监控会导致很多心理问题。最终，他们获得了竞争优势，但也丧失了学习本身的意义感。在一个以绩点为核心的高度“内卷”的环境下，外部动机逐渐取代了内部动机，学习目的及过程的异化，使学习演化为追求分数最大化的策略游戏。
另一类“兴趣型”学习者，从大一开始就只选能切实学到知识的好课，不选“水课”，学习过程中追求对问题和知识的深入理解，但在残酷的绩点竞争之下，“不经济”的学习方式有时不会得到正向的外部反馈。这类学生可能沦为“学业失败者”。对这些学生，我常常感到很遗憾，大学并没有给这类学生足够的空间与托举。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策略型”学习者？
林小英：根源在于以绩点为核心的大学评价体系，评奖评优、保研资格的获得都以绩点为依据，相当于把学生一切的努力全部化繁为简，变成单一的分数，逼迫学生成为单向度的人。这种评价制度将竞争弥散到大学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分分秒秒，却忽视了大学生成长的实际特点和需要，也在客观上挤压了自由探索、大胆试错的空间。创新的前提是“不怕失败”，不敢试错，何谈创新。
绩点曲线之下的低容错率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大学里，一次失败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访谈过的一些学生认为，高考固然是“一考定终身”的筛选机制，但高中起码给了每个考生三年时间去准备一场考试，相比之下，大学里如果有一门课分数不佳，甚至会失去获得入场券的资格，比如保研。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冲击，越来越庞大的学生群体为了抢夺有限的优势资源，不断寻找评价机制中的捷径，使学习行为变成了一种“表现性学习”，这种现象在精英高校中尤为明显。
当这些大学生好不容易熬过四年，进入研究生阶段，同质化竞争还会进一步加剧。我读研时，同学的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不是在同一个赛道里竞争。但现在，大量同龄人挤在同一条赛道里，同质化竞争加大了我们对“内卷”的感知。
过去二十年保研比例逐年上升是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目前，很多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名额50％以上都给了保研。近年，出国人数减少后，更多人加入“保研大军”，进一步拉高了保研的绩点要求。大学生要想在就业市场上有一定学历优势，就必须“一口气读到底”；而为了保研，一部分大学生就要透支本科四年的青春时光，全部为绩点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怎样才能缓解大学生的焦虑，破除“唯绩点论”？
林小英：对大学生的评价不要来得那么快，那么笃定与固化。例如，不把第一学年的成绩计入四年的总绩点中。对刚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大一是最关键的适应期，学业表现也最参差不齐，尤其来自县域或边远贫困地区的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时间要更长。很多人在第一学年陷入迷茫和自我怀疑，等回过神来，才发现保研名额已经飞了。所以，大学应给学生一个用于从高中到大学衔接、过渡的震荡期。
另一个问题是各大高校为了抢生源，都把保研时间大大提前。20世纪90年代，大四第一学期的11月份才开始研究生推免。现在，多数学生在大三下学期的5—6月就开始冲刺保研夏令营，到大四开学，保研录取就结束了。于是，很多学生整个大三就在焦虑保研，大四一年却在混日子。
如果将大学四年比作人生四季，每个季节都很重要，但对当代大学生来说，第一年是懵懂的，大四已经定型，只有两年定乾坤，这太仓促了。因此，我建议将保研时间延迟，给学生提供更多成长空间。“唯绩点论”导致大学的培养不具备成长性，这是大学里最缺乏的东西。
“大学应是社会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有研究认为，由于过多关注分数，不少大学生在心理、情感、自我认知、责任感和社交技能等方面都发展得相对较晚。当代大学生是否真的是“晚熟一代”？
林小英：现在不少大学的管理方式确实和高中没什么区别。配备那么多辅导员，要求24小时待命，把学生当成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巨婴。这种管理方式让大学生难以面对外面的真实世界，也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
大学应是社会的一部分。美国教育家杜威强调“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但在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里，这两种原则都没有践行。一些大学建立起了高高的围墙把学生与社会隔绝开来。
这一问题不仅限于高等教育。中国的很多孩子从小就在过度保护和过度单调的环境中长大。一些“脆皮大学生”普遍相信自己就应该被保护。要想提高他们对复杂世界的适应能力，就应把自我调到一个相对有弹性的层次，才能在与外部世界互相匹配的过程中形成更稳定的内核，这是心理成熟的重要标志。
我们的大学制度设计是回避冲突与犯错的，但这是学生成长最重要的过程。我建议大学生应多走出校门，和各种不同的人群接触、碰撞。
《中国新闻周刊》：不少大学生反映，他们存在很强的倦怠感与虚无感。如何摆脱“倦怠”？
林小英：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指出，21世纪社会是一种“功绩社会”，每个人都通过自我剥削，不断追逐更高的目标，进而导致内耗。他还提到“颗粒度”的概念：我们活得太细腻了，行动前喜欢预演，行动过后复盘，行动的每个阶段都权衡各种得失，精心地自我考问。这和优绩主义的教育方式有关。
如果你已“卷”得精疲力尽，如何从这种内耗和倦怠感中短暂地逃离？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些“中断”，我常用的一个词是“脱嵌”。例如，我在做研究时如果感到困顿和苦恼，经常会去做饭，从买菜、洗菜到切菜，我会非常专注。“专注于当下”，这就是我用来对抗工作的“中断”方式。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中断”方式。宏观环境无法改变时，至少从微观个体层面，可以积极地自救。
但大学生群体也要警惕，有些学生的“中断”需要附着在别人身上，例如找男/女朋友或追星。“中断”是为了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回归，但有些心理不成熟的孩子“中断”之后就“脱轨”了，走上另一条岔路，这也会衍生出很多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大学生初入职场后，很多人会延续大学时期的行为模式，甚至以牺牲个体健康为代价。大学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从校园到职场过渡？
林小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需求是最高层次。浸润在优绩主义氛围里的“名校精英”，过于强调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但自我实现需求，应建立在前面四种需求都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和尊重需求。
从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就应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尊重自己的“低级”需求，比如学会玩、懂得怎么保护眼睛和保证睡眠，课间十分钟一定要保留。到了大学，不要号召每个学生都把自己打造成“六边形战士”，各种双学位、微专业的开设原本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元的选择，却异化为“内卷”的工具，不少学生被过多的学分压得喘不过气。
所谓成长性，不是一个多么深奥的教育原则，成长性里首要包含的就是生物性原则，人在成为人之前，首先是一种“活的生物”，要承认我们的生物性需求，饿了要吃饭、累了要睡觉、身体受不了就别硬撑，这是生物“自我保全”的一种本能。当下，很多大学生要学会这一点。
发于2025.6.30总第119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林小英：去拥抱自我的不确定性
记者：霍思伊 胡可欣
编辑：杜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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